第九百七十二章 穷民苦力，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
第九百七十二章 穷民苦力，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 (第1/2页)大明特别讲出身，官场最为明显，举人、三甲同进士出身，二甲进士出身，前三甲都有不同的职业天花板，出身就是门槛。
而门槛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刀切。
你考上了就是考上了，考不上，满腹经纶，你也不能参与到权力的运行之中，林辅成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参与到权力的运行之中，只能提供一些调研的结果给陛下做参考。
京师四官厂，身高五尺，就是一个硬性门槛，目的就是为了筛人，不分男女，要进官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剔除掉一部分的人。
在这个吃饱饭都难的时代里，五尺身高，其实筛选的还有家境，颠沛流离、没有田产的百姓之家，根本养不出五尺身高来，算是最大限度的杜绝了游堕之民混到官厂之中。
而保举制，则是增加犯错成本，一人犯错，要跟着领罪，甚至祸及家人，匠人们跟着一些纨绔子一起做恶事，就要掂量下，保举你的叔爷会不会跟着一起出事。
“保举，各把头、会办、代办、总办，不准荐人，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异地他厂转推。”冯保解释了下这个保举制的前提条件，官厂把头以上，不得保举，若实在抹不开人情，放到异地他厂。
比如王崇古推荐自己侄子，那就放到别的官厂，而且是异地，这也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王建案的发生。
这个远行几乎等同于生死离别的年代，远行他地，就为了一个官厂的匠人身份，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了。
“笔试严格，若是在工坊内，则要的不严，若是要做账房，则需要善珠算，精书法，笔试在户部，口试在吏部，需由户部吏部官押，才可进厂。”冯保又介绍了双试制的具体情况。
官厂有些部门是吏员身份，比如账房，比如人事，比如仓库大使等等，这些吏员考试不在官厂内进行，而是在户部、吏部。
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障官厂不脱离朝廷的控制。
凌云翼和高启愚都是很严谨的人，他们设计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目的，为的就是让官厂从人情转向制度，让官厂真正成为大明朝廷的财源，源源不断的为大明革故鼎新提供银子。
万历十八年末，户部完成了年度大计，岁入折银为5700余万银，比去年多了320万银，今年增长低于户部的预期，按照户部的预期，今年岁入应该超过6000万银。
“今年田赋折银为1030万银，比之去年的1358万银，减少了328万银，今年水旱不调，朝廷对受灾各处蠲免田赋，绥远、山西、陕西免七成，北直隶、河南免三成、山东两成、其余地区各免一成。”
“今年商税为4658万银，相比较去年的再增六百万银，商税超过了总岁入的八成，如此高速增长，一为海贸，二为焦煤官营，三为烟草，尤其是烟草今岁入账310万银。”张学颜把大计的账本递给了所有的廷臣。
自从有了东交民巷监狱里那些进狱系人才后，户部终于可以每年年末把大计做完，对陛下进行汇报。
“大司徒，朕记得万历十五年的田赋，是1500万银？”朱翊钧坐直了身子问道。
“回禀陛下，万历十五年是1542万银，商税为3658万银，总计5200万银，也是商税首次超过岁入的七成，田赋最高是万历十二年的1653万银，自此之后累年降低，今年是减免田赋最多的一年。”张学颜作为帝国的账房先生，对于帝国财税了如指掌。
三年时间，田赋降了五百万银，几乎等同于嘉靖年间一年的岁入了，先帝皇陵都不太适合作为计量单位，而是以嘉靖年间岁入为单位。
这代表着商税蓬勃发展的态势。
也就是为了郡县制的运行，这田赋还在收，但其实从万历十五年起，朝廷的财税已经不依赖田赋了。
但田赋一定要收，你不收，就不是大明王土了，收了田赋，就要对万民负责，就要理清土地归属，要断那些断不清的官司。
吕宋总督府也收田赋，甚至每年都要折算成赤铜，运送入京，代表着大明在吕宋的统治。
田赋还涉及到了田土、丁口等方方面面的事儿，需要慎重再慎重。
朝廷这次大规模减免田赋，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乡贤缙绅兑现天变之前的承诺，就是灾年减租、不做兼并等等六十四条各色承诺。
朝廷结结实实少收了田赋，而且各县衙张榜公告了今年的减税幅度，朝廷说有水旱不调天变发生，并且减税赋，势要豪右、乡贤缙绅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兑现承诺。
天老爷都愿意向下让利，陛下说话算数，说减就减，和万民共度时艰，小老爷们自然遵从，亦步亦趋。
朱翊钧看着面前的账本，这账册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他忧心忡忡的说道：“文成公在的时候，最是担心，这技术进步，越是进步，朝廷离百姓越远，对机械工坊，是慎重再慎重，能不上就不上，文成公说他怕，这机器一转，就是三百个织工无事可做。”
“以前，百姓还能武装抗税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一如正统十三年福建叶宗留、邓茂七民乱，一如万历十五年，瑞金、宁化等三县田兵之乱。”
“现在好了，朝廷越来越不在乎田赋了。”
皇帝这番话，让文华殿喜气洋洋的气氛为之一顿，所有人都在眼神交汇，偶尔还有窃窃私语。
王崇古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去年离世之前，王崇古就已经察觉到了问题，而且还专门上了三道奏疏。
朱翊钧继续说道：“似乎从万历十年起，好像没有人再提起清丈了，连浙江还田，也就是朕到了浙江，看遍了还田的结果，发下去了《翻身》，让百官借着万寿圣节贺表，谈谈看法。”
“但朝中也似乎很少有人提起清丈还田了。”
王崇古去年南巡回京后，就发现了，各级衙门越来越不注重田赋了。
浙江、福建、江左江右、湖广地方衙门，在上海松江府设了个买办衙门，专门买海外的舶来粮，连船都不卸，等到海漕扬帆的时候，就一起押送京师。
地方衙门更加看重驰道，看重水路疏浚，对田赋越来越不在意，当朝廷不在意田赋的时候，自然不再在意百姓。
权力不会出现任何的真空，村霸地痞无赖流氓，正在取代朝廷在乡野之间的统治地位。
长此以往下去，这穷民苦力，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
王崇古的担忧，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朝廷的统治基础从人口土地，正在转向商业资本。
这商品经济蜕变，城镇越来越重要，乡野越来越不重要，大明朝廷似乎不必再把手伸向乡野之间，也能维持有效且稳定的统治。
如果再把泰西那套竖切的法子拿来使用，设计一些穷民苦力互害的法子来，就会让统治更加稳定。
穷民苦力对维持朝廷当下运转（尤其是财政）的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变成一种负担，朝廷有动力、也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忽视穷民苦力的具体困境。
在乡野，地痞流氓无赖成为乡野的最大祸害，却无人约束；
在城镇，穷民苦力堕落成游堕之民，反而利于海外开拓，铤而走险，妈祖一拜，离开大明腹地本土；
官厂通过不断拔高门槛，对穷民苦力关上大门；
律法上，更加侧重维护税源，也就是商业资本，而非田土人口；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乡贤缙绅野蛮且强劲的生命力，就像野草一样。
“陛下，臣之罪也，臣之前推行一条鞭法，还是想的简单了。”张居正主动站了出来，揽下了罪名，一条鞭法似乎可以看作是原罪。
唯白银论，非常适合背负一切的罪名。
朱翊钧摆了摆手说道：“朕就是有些感慨而已，先生一条鞭法又没有广泛推行，仅在松江府试行了，把这些罪责，推脱到一条鞭法上，有点像齐天大圣画生死簿，所有人过错一笔勾销。”
真不怪张居正，也不怪一条鞭法，这谁也不怪，只能说国家这个集体就是如此。
一个政权、一个朝廷、大家允许你苛捐杂税、允许你不体谅民间疾苦、甚至允许你残暴不仁，唯独不允许你输。
只要你还在赢，这些苦难都可以勉强接受，因为你外战夺取的东西，终究要进行分配，哪怕是喝口汤，比如辽东的田土、绥远的羔羊、吕宋的棕榈园、旧港的金鸡纳树园、金池的黄金。
“少宗伯给朕写了两本奏疏，让朕选，看起来有得选，其实压根没得选，朕要是不赢了泰西，做那世界的霸主，夺了那日不落的王冠，万历维新，就只能说是失败。”朱翊钧说起了高启愚的两本奏疏。
一本是争，一本是不争。
看起来不争可以躺赢，反正大明拥有成本优势和商品优势，泰西人也不可能离开大明商品，让泰西人掠夺四海夷人，然后大明人用商品掠夺泰西人就是了。
但万历维新画出来的大饼，就没办法实现了，利润都被泰西人这个中间贩子给赚取了。
朱翊钧承诺过的，万历维新的荣光，包括大明的每一个人，包括穷民苦力。
所以，非常明显，路其实只有一条，拿下日不落的王冠，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霸主，占领适宜居住的地区，向下分配这些获利，兑现所有承诺。
朱翊钧的处境，和汉武帝一样，汉武帝必须要赢匈奴，只要赢匈奴一切都好说，而朱翊钧要赢泰西，只要还在源源不断的开拓新的殖民地、总督府，就可以给万民一个交代。
其实现在泰西人斗不过大明的原因也不复杂，因为大明从始至终都把泰西看成一个整体在应对，下了死力气里挑外撅，生怕泰西人斗的不够凶，拼命的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而泰西则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利益冲突，无法形成合力，大明才能在海上开拓落后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果。
朱翊钧坐直了身子，面色凝重的说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昭然，商利虽丰，绝不可忘稼穑之根本，市廛虽盛，万不能弃亿兆为刍狗。”
“具体而言，丁亥学制、驰道、营庄法，减田赋、身股制，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要持续推进，不能放松，都是惠及万民之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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