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7章 改革双刃剑
第667章 改革双刃剑 (第1/2页)于慎行乘快船到吴县，比朝廷派遣明察的御史韩楫还要早到了。
他没进县衙，先去码头货栈。
扮作收丝的客商，和几个帐房、管事攀谈。
帐房们起初谨慎，但是于慎行做报馆记者的时候，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一番交谈後，他又展示了自己「京师来的商人」的实力，很快熟络起来。
「役银？」一个老帐房摆手，「早不用咱操心了。县里定了新章程，工坊主替雇工缴。」
「工坊主肯缴？」
「肯。」另一人接口，「能抵商税。东家算过，抵下来差不多，不亏。」
于慎行问：「抵多少？」
「三成。」老帐房压低声音，「但得是「正项商税』，杂捐不算。县衙有细则，坊主们人手一册。」「雇工呢？工钱可被克扣？」
「那倒没。吴县工价明码标价，东家压价，人就跑。如今各厂都缺人手。」
「而且九江那边也在挖人，待遇可好了，如果不是大部分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工钱说要再涨呢。」于慎行又去了两家织坊，问了几名雇工。
说法一致：役银东家缴，自己省了事，工钱照旧。
他心下稍安，但想起苏泽叮嘱，又往县衙户房跑了一趟。
以「欲设工坊谘询税务」为名，见了户房一名书办。
书办很热情，搬出一本《吴县役银折征及商税抵扣则例》。
于慎行翻开细看。
则例写得很清楚：凡在吴县开设工坊、雇佣长工者，须为雇工代缴「代役银」。
代役银数额按雇工人数、工种核定，每季缴纳。
缴纳後代役银可抵扣该工坊当季「正项商税」，抵扣上限为三成。
余下七成商税照常缴纳。
则例後附有计算公式和案例。
书办解释：「这是蔡知县定的。他说，雇工在坊做工，无农闲，再征役银不合情理。但役是百姓对朝廷的责任，不能免。责任就转到坊主头上。」
「坊主缴银，可抵税，负担不增。雇工免役，专心做工。县衙役银也能收齐。」
于慎行问：「那吴县的商税岂不是少了？」
书办点头：「是。抵掉的部分，不计入商税正额。所以帐面上看，商税增长慢，但折役银这块涨得快。」
「但是知县老爷说了，这少只是暂时的，吴县愿意承担的折役银，这能吸引到更多的雇工来吴县，如今我们苏州府各县的人，谁不知道吴县的待遇好？」
「像是客商这样来谘询开工厂的络绎不绝，只要等到这些工厂建立起来了，商税和折役银都会增长。」于慎行实在没想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了吴县竟然能执行成这样？
也难怪户部的帐目上，吴县的商税增长不及其他县，原来是有了这等政策。
可是这政策能说错吗？
于慎行盘了一下，觉得这位蔡知县堪称逻辑鬼才，好像确实没毛病！
「此事府里、省里可知？」
书办笑了：「哪能不知？但蔡知县说了，这是「因地制宜』，只要役银收齐、不生乱子，上头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而且这样收其实也省事啊，这七里八乡那麽多人，折役银收起来还要一乡一乡的跑，如今只要让工厂缴纳就行了。」
于慎行了然。
他离开户房，在茶楼独自坐了片刻。
吴县这一套，看似绕，实则环环相扣。
既落实了「一条鞭法」折役为银的精神，又顾及了本地工商实情。雇工、坊主、县衙，三方皆得保全。他当即写密信，连夜发往京师。
五日後，信到苏泽手中。
苏泽在值房里读完，沉默了许久。
蔡言这一手，确实巧妙。
将雇工的役银责任转移给坊主，再以税收抵扣补偿坊主。
表面是「代缴」，实质是「税负转移」。
但效果是好的：雇工免役，坊主负担未增，役银足额徵收。
他推开帐册，走到窗边。
窗外是京师街市，人流熙攘。挑担的、推车的、开铺的，皆在忙碌。
一条鞭法，本意是简化赋役，减轻农民负担。
但吴县的实践，揭示出另一条路，在工商发达之地，役银可转化为一种「用工成本」，由雇主承担，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
这不单单是徵税技巧。
这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朝廷与百姓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该如何重新界定？
农民有田，故以粮、役报效朝廷。
工人无田，受雇於坊主，其「役」的责任，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
蔡言的做法，实际上默认了「雇佣关系」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
而税收抵扣，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这份「社会责任」的补偿与激励。
苏泽坐下，重新铺纸。
他写下「雇工役银转移」六字，又在旁注「税收抵扣」。
接着，他画了一个三角：
顶点是「朝廷」，左下是「雇工」，右下是「雇主」。
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但通过雇佣关系，将义务转移给雇主。
雇主履行义务後，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
三角平衡，三方皆安。
但这平衡背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
既然雇主的「代役银」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那麽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
若朝廷以税赋优惠，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是否可行？
苏泽笔尖顿住。
他想起了原时空的「五险一金」。
那正是通过立法，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但吴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
一条鞭法，或可不止是「役折银」。
在工商发达地区，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
如此，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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