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3章 乡贤之患

第763章 乡贤之患 (第1/2页)

当胖鸽子冲进了公房内，苏泽正在读信。
　　
　　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不满地昂着头，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苏泽连忙说道：「这是安南的公文。」
　　
　　听到苏泽的解释，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伸出两根爪子，意思显而易见，要精神补偿费！
　　
　　苏泽也是一阵无语。
　　
　　怎麽自己好好的收信，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还要向这厮解释？
　　
　　还被这厮讹上了！
　　
　　苏泽只好打开抽屉，拿出七个粮袋，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
　　
　　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
　　
　　读完信，苏泽脸色有些奇怪。
　　
　　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怎麽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
　　
　　乡村建设学派，是前世民国时期，由着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别。
　　
　　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通过改造农村结构，重建传统秩序：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好像这个派别也没有什麽特别先进的理论，并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变革，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采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
　　
　　这样出现在大明朝，似乎也不那麽奇怪了。
　　
　　这个派别，最後在抗战爆发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失败。
　　
　　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
　　
　　长期以来，大明存在一个问题，治权难以下乡。
　　
　　这一点，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给县衙增加吏员，也没办法解决。
　　
　　可以说，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使得将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
　　
　　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德化乡里」的理想图景，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
　　
　　各地乡贤把持着田亩清丈、税粮徵收、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
　　
　　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但田亩流转、隐田诡寄的实情，只有乡贤主导的「册书」「里老」清楚。
　　
　　他们通过「飞洒」「诡寄」将税负转嫁给小户，自身田产却往往隐匿不报。
　　
　　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着於一条鞭法，现在执着於建立新黄册的原因。
　　
　　司法上，民间纠纷多由乡贤「调解」，除非命盗重案，县衙极少介入。
　　
　　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但是对於一些偏僻乡村，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
　　
　　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徵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贤」的格局。
　　
　　以上是乡贤对於国家权力的侵夺，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
　　
　　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
　　
　　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
　　
　　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却并不会救助这些「工贾末业」，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
　　
　　因为对於这些乡贤来说，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
　　
　　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
　　
　　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於科举功名。
　　
　　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
　　
　　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後，依然难以瓦解。
　　
　　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於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於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後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徵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於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於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於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麽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
　　
　　靠着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以及徐阶案件对於江南乡贤的打压，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产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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