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因祸得福
第二十三章 因祸得福 (第1/2页)我乘着黄鱼车到了县医院。值班人员一看这情况，二话不说就把夜班正在休息的医生叫来了。
这是个男医生，大概四十岁左右。他真的也是我命中的贵人。每次我命运多舛时，就会有一个好人来相救。
他一见我是非常紧急情况，瞌睡马上就没有了，在急症室里，临时做了一个手术台，让我把手放在医院的那种简单的桌子上，四条腿加一个桌面的那种。他又吩咐护士搬来一架台灯，补充亮度。然后在我手下铺上纱布，纱布立即红了……他马上用止血带扎在我的手臂上。
我与他面对面地坐着，他的手术开始了。
简单地消毒后，他说：“我要打麻醉了，是局部麻醉。”
我点点头，虽然身体虚弱，可脑子非常清晰。
谁知，一麻醉，我感觉自己在下坠，整个人变成了一个漏斗，那点儿生命力在慢慢地从漏斗里流走，我开始委顿下去了，……
“医生，我不行了……”我虚弱无力害怕地说，
那个医生，马上坚定而又果断地命令值班护士：“两针肾上腺素！”
我已经在迷糊了，人的神魂不可控制地在游走……陪我来的那个女老师，赶快过来死命扶住我……可我的耳朵边还是听见了敲碎玻璃瓶的声音……护士抓起我的右手，救命的液体流进了我的身体里……
一会儿功夫，我好像又感觉到一种生命力的回归，一点一点，脑子又清楚了，可以坐直身体了，呼吸均匀了……
就这么，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奈何桥边，却又起死回生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想笑一笑，也很想说什么……
医生非常理解我，他开始对我说话了：“你最好不要看我在做什么，你就听我告诉你。”
“好的，我不看，虽然我不怕。”
“你的命真够大的，”医生一边查看我的伤情，一边说：“这个盗贼不是想来要你的命，只是想要你的手表，对吗？但是他的三刀只要再偏几分，割断的就是动脉，你早就已经没有命了。现在是静脉割破，看看，也流了那么多的血……”
我就笑了，“我是命不该绝呀！”
“你还可以笑呀！……真有你的！……不过，是应该笑，我看到你另一个命大了，控制你大拇指，食指与中指的神经没有割断，我找到了，如果他再多使一分力，这根筋就断了……在这么个深更半夜，我们没有可能去找专门的设备，来帮你查找断掉的筋在哪里？你的这三个指头就会永远成了鸡爪形，残废了。”
“太感谢命运了！”
“那不？你还得感谢碰巧遇到了我，一个外科医生在值夜班……现在我要给你缝合了……为你缝这么乱割的三刀，是多么考验人的本事呀！……要知道，这可不是外科医生开刀的下刀技术，切口混乱……现在就得全凭我的手法艺术了！”医生要护士把另一个手术包打开，然后，埋头做起缝线的技术活了……
这个医生出现在我的生死关头，出色地救了我，可是，待我的手全部包扎完毕后，他已经累得只会对着我摆摆手，就此别过。
可是，他的形象却一直顶天立地在我的灵魂里，“两针肾上腺素！”他的那句命令，也一直回响在我的心田里，因为他，我才会活到今天，来写写这件事！
回到学校，我却发现自己又成了“名人”了。天还没有亮，“有个高安师范女老师被入室抢劫了”的新闻，已经传遍了角角落落。好多好多的人，都跑来看我了，熟悉的，不熟悉的……但是，他们大多被警察拦在外面。因为我的房间，自己也进不去，成了“犯罪现场”，警戒起来了。
医务室的柯医生来接我去她家，把我安顿在她的床上，让我再睡一下，等会儿公安局的人要来找我。她告诉我：“老廖和几个校长去地区开会了，三天后才能回来，这两天你住在我这儿。他们要我好好照顾你。”
我很感动，廖校长夫妇真是太好的人了。
“我想马上回上海。”
“回不去呢，”她又告知我：“要配合公安局调查，起码得晚一天走。到时候，学校会派车送你的。”
我开始与三名办案的刑警在一起了。
一行人先去了我的房间。我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经过，他们记着、问着。那两个盗贼入房的途径，就是通过摇头气窗。有一个小个子的，从摇头窗伸进头、手臂和半个身子，够到了门上的插销，打开后，开锁就容易了，那是做贼的基本功。
我真懊悔，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的，之前还煞有介事（有模有样）地查看了一圈，以为……“以为”就是最危险的信号！
房间里到处是血，雪白的墙上有好几道血色彩虹，床上地下，满眼的血，有的还是一滩，不堪入目……
我拿起满是血迹的毯子，给他们演示我去盖住贼的那一瞬……突然，从毯子里掉出了一个用毛巾制成的蒙面罩……他们立即拿出袋子，小心翼翼地用钳子夹着，放了进去，这是盗贼唯一留下的线索。这个线索说明盗贼入室是有预谋的。
完成了现场勘查，我们就一起坐在一间临时开门，为此事腾出来的办公室里，警察开始办案了。首先他们要我参与一起讨论，盗贼预谋来偷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次入室的样子是朝着五斗橱上那个三用机的。只是惊醒了我，他们才看到我手上的手表，于是突然改变了歹心，手表比三用机更好。
有个年纪轻一点的警官，可能因为看我很会提供线索似的，他就问我，“你看清楚了他的模样吗？”
“没有，他把我眼睛打得睁不开了。”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你认识的人？”
“什么意思？”
“有一个体育老师，第一个到现场，会不会……”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从心里涌起一阵剧烈的旋风……
“我听群众反映，他住在后面，怎么就是他听到你的呼救，而住在你边上的人都说没有听到。有没有可能……”
我突然怒火攻心，对着这个警察发火了，“你不要瞎听就瞎说，那个盗贼割我三刀，我会不知道他是不是熟人？！”
这会儿，我越说越忍无可忍，用沙哑的声音吼叫，同时眼泪直流：“他是唯一来救我的，他第一个到达现场，或许就是他可能救我的命！你们也这么怀疑他，那么以后，谁还会来救人！”
他马上不做声了。另一个警官一直没有开口过，这时插了一句：“不要生气，作为群众反映的情况，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也一下子沉默了。警察叔叔说得对，他们没有错，而是那个反映情况的，不知道是谁，才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我一激动，声音没有了，说不出话来，人软倒在桌子上，于是，他们就让我先去休息了。
我回不了自己的房间，还是去了柯医生家，坐在她家的简单的沙发上歇一会儿。此时，零零落落，不断有朋友和没有回家过暑假的老师来看望我。
他们说我命大，这种情况下能把命捡回来了；有人说我勇敢，与那个盗贼搏斗了，叫喊了，吓走了他；也有人说是那块表救了我，不然，盗贼要拿走三用机，你去抢夺的话，或许就牺牲了。有朋友说笑话：你怎么可以叫“救命”？应该叫“救火”，那样才会把人都叫出来！我苦笑笑，是呀，救命，是你个人的事，救火，那才是与他人有共同利益关系的。
杨主任跑来了，他脸上并不好看，问我三用机在哪儿，我说放在余老师那儿了。他说有个谁要用，就准备去取，回头一句话，把我又给重重地气了一下：“如果三用机被偷走了，你就得赔！”没有给他送“大前门”，居然他会如此恨我？！他的爱憎分明也实在太“分明”了吧？！
柯医生中午给我烧了猪肝汤和大排骨让我吃了，还吩咐我赶快睡一会儿。世上的各种人，关键时候不用去分辨好呀歹呀，我心里很快都体会出来，并分门别类地装在记忆里了。
下午，警察又来了，要我去警局，说是抓到了一高一矮两个作案的嫌疑犯。他们知道我走不动，就开来一辆摩托车，旁边附加一只小船的那种。我第一次坐在小船里，警灯忽闪，警笛长鸣，不由得也觉得生出了三分的豪气。
到了警局，他们告诉我，在接到我这个案件之后，又接到了锦河上一个船家的报案，有人摸上船来偷东西。可船家不是好惹的，一下子就扭住了他们，送来了公安局。
是不是同一伙的？是不是就是对我下手的盗贼，又去接着作案？警察们要我仔细认认。
我躲在玻璃窗后偷眼望了一下，一高一矮，……，不行，我马上浑身颤抖起来，本来就哑了的声音更是抖得吐不出一个像样的音来，“是，是，”我一边点头，一边逃走，像看到恐怖的鬼一样，又几乎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人要瘫软下去了，别说我怎么这么胆小，一只惊弓之鸟，安全感一点也没有了，而且伤势严重，已经让我浑身无力，我忘了周围都是警察，只想歇斯底里地叫“来人呀！”
警察见我这样，就扶我到另一间会议室去休息，还给我倒了杯水。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他们又要我再去确认一下，我却死命咬住，就是他们，不愿再去看一眼了。警察们很想可以立即破案，其实我是更想快快把坏人抓住，可是，现在的我，实在身体与心神都极度虚弱了。我倒在桌子上，看上去也根本成不了一个勇敢的警察助手了。
晚上，我躺在柯医生旁边，不过我根本不能入睡，只要刚眯起眼睛，就好像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影进来了……我马上惊恐万状地睁大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叔叔们只好说让我回去吧。后来听说，由于我的瞎指认，把警察们忙乎了三天，才发现此“一高一矮”非那“一高一矮”，他们连高安师范的大门朝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两个小偷，有作案动机，却犯罪未遂，三天后放了。
这种案件，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要说探头到处都是，就是凭那个蒙面罩，DNA一查一个准，还用得着来要我协助破案？而我也却太不是一个英雄了。
蔡的二哥也来送我们，我与李子一起上了火车。我一直不敢与周围旅客聊天，沉默地熬了一个晚上，终于，在一大早，看到了爸妈和蔡。
激动呀！可是我来不及哭，忙着搬行李，抱下李子。妈妈对着我只有一句话：“活着回来就好。”蔡说：“明天下了班，我就来看你。”
回到家里，父母与两个弟弟都围着我坐，一边看我喝着鸡汤，吃着清蒸鱼，一边迫不及待地要听我说说怎么回事。
我也顾不上去睡一会儿，“奇遇记”的故事已经在心里呆不住了，就嘶哑着嗓子，把怎么遭遇“蒙面大盗”，如何“搏斗”的情节拿出来，先讲了一遍给他们听。我发现父母是提心吊胆地听着，可弟弟们却像听评书，津津有味。
自此，一连三周，我都是白天做一个“英雄”，给每天来看我的邻居、朋友和亲戚们“演讲”；晚上却得了“恐惧症”，缩在妈妈的边上睡，还一再会惊醒，幻影幻觉厉害，那个“一高一矮”依旧在错乱我的神经，我只好成了一个胆小鬼，做了“狗熊”而已。
蔡每天下班都会来。他现在实惠了，买了一辆自行车，骑来骑去。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半就下班，这段时间他顾不上做积极分子，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先来安慰我了。
妈妈让我们“躲”在里面一间卧室去，就不用出去“压”马路了。
“你妈妈‘懂劲’格。”他说。
“啥格叫‘懂经？’”我不解地问。
“就是……”他突然发现我语言已经落后了，在上海几个月，他开始融入了“海派”；就是走进了正在开放的环境里了。
不过，他只是一笑而过。因为有一件头等大事是急着要给我看的，他得了“新长征突击手”的奖状，那是仪表局发的。他说本来可以送到市里去，但是，仪表局觉得他刚进厂，还是应该让给老工人。
我已经很高兴了，这是我们在为今后有机会可以调在一起努力铺路的第一块“石头”，尽管这条路崎岖曲折，沟壑交错。
“我差点儿手就残废了……”我有点后怕地告诉他，
他倒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怕什么，我不是突击手吗？就是因为手快，让我来照顾你！”他又接着说：“还有，我已经说服了家里，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高兴地又说又笑，“碰到这件倒霉透顶的事，却带来了一个好处，我妈妈写信去为我请假，学校准许我下学期在上海休养呢。”
“太好了，”蔡说，“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准备一下了。”
我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最不开心的是：当时就住在旁边的人没有来救我，还要污蔑来救我的人。
他听了，没有顺着我，而是不紧不慢地给了我许多为他人做解释的话，就是这些解释，让我真的感觉到心宽了，有了一种彻底的释怀。
他分析说：罗校长不是说他喝醉了，所以没有听见吗？那天没有及时出来，应该是他的妻子有点儿私心，一个农村妇女，没有高境界很正常的。罗校长后来还为你安排了车子了，这就够了，你心里的那块垒石要早早放下。
“还有那个电工，”他说：“我认识他。你知道他是怎么调到高师的吗？”
“不知道。但是，他装傻，他就住在旁边，应该他是第一个听到的。”
“不要随便怪人哦，自己已经没有事了，就原谅那些人吧，他们也是无辜的。只有自己的心里没有了疙瘩，才会活得开心呢。”蔡给我说起了那个电工的故事。
他原来是八井煤矿的工人。两年前的一天，他们是八个工人一组，在一个工作面上干活。他正好想去解手，刚离开的一瞬间，突然瓦斯爆炸，他们工作面上另外七个工友全部被活埋了，他虽然被炸昏，但没有埋进去，更幸运的是另一个工作面的人，发现了他，并把他背出去了。他逃是逃过了那个劫难，可也差点儿变疯了，托了亲戚朋友帮助，好不容易调到高师的。他心里的恐惧感还没有消除呢。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现在你也有恐惧症，别人在叫救命，你会怎么样？
我强词夺理地说了一句：“我会敲木撞墙，一起呼叫‘救命’。”但是，心里的褶皱已经被他抚平了，而且，我也算是明白，我为啥会喜欢他这个“白丁”了：对别人的理解，对自己的承诺，他都很有让我欣赏的一面呢。
中山医院的外科治疗室，我去了好几次，消毒换药，查看伤势。我这才知道，我这种刀伤，医院是要报警的，会登记在册。
上海的外科医生看了我伤口的缝合，无不称赞，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我也不由得常会想起那个救我命的医生，还有他说的话，“你命大，碰到了我！”
医生要我“间隔拆线”，我不懂，医生还给我耐心解释：你这种伤口，一次性拆了线怕会裂开，要分两次拆……
世上好人真多，不经过一难，哪里知道到处都有爱心呀？认识的，不认识的“爱心”们，也在慢慢治疗我遗留的恐惧症。
爸爸等我线拆了，才告诉我家里的一个打算。两个弟弟都要结婚了。
大弟弟已经顶替父亲进了上医，分在放射医学研究所。他考进了上医的夜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医疗器械。他们已经有了成家的基础。
小弟弟还在南站，开铲车，日夜倒班，很辛苦。女朋友也在南站工作。他与大弟弟一样考了上医的夜校，专业是“遗传学”。
可是，现在我家的房子是旧式的，很难当成新房。于是由父亲向上医申请换房。那时候是没有房屋买卖的，房子也很少，但是老少无欺，都是由组织上来评定。
我父亲说了一个故事，让我刻骨铭心。那是发生在1969年我去插队后的事。在那个动乱不堪的年代，父亲奇怪地当了上医“牛鬼蛇神”的大队长。他每天要“管理”好多好多被dadao的老领导。他小心地处处地照顾着他们。有一次，来了一个不太熟悉的红卫兵，气势汹汹，肆意要找一个姓刘的老处长的岔子。那天，也正巧，刘处长发烧，父亲就安排他整理一下宣传小册子，可以坐着干活，还不时能偷着睡一会儿。却被那个红卫兵看到了。他一把揪起那个处长就要斗他，还吼叫着要他去扫厕所。父亲冲过去解释，说是他安排的，并答应那个红卫兵，自己去扫厕所。那个蛮不讲理的“兵”，见爸爸挡住了他的事，就论起大巴掌狠狠地抽打了我父亲一记耳光，我父亲满嘴鲜血，头晕耳鸣，两眼一黑，差点跌倒在地……（别看只是一记耳光，打得不巧，父亲从此犯下了头晕的后遗症。）
但是，也是这一记耳光，为老处长更不可设想的后果，担待了过去。现在，这位老处长恢复了原职，正好是他在负责分房。于是，申请得到了他的支持。可剩下的只有两套，要么五楼，要么一楼。我们就选择了五楼。
新房的面积并没有增大，三间房，没有厅，厨房卫生间也不大。只好凑合。一间十六平带阳台的，爸妈加我挤一挤，一间朝南的十四平，给大弟弟做婚房，小弟弟只好住在后面的九个平米的北屋。后来就把他的新房建在这个小屋里。
我们那时候年轻人的婚事，都是因为感情好，才走在一起的。如果要以房子来作为结婚条件的话，特别在上海，那就没有几个人能结婚的了。
我们搬家了，大弟弟也结婚了。
妈妈问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蔡过了一天，就拿着户口本来，他悄悄告诉我，是他偷出来的，我们赶快去登记。我有点不明白，为啥要偷？他父母还是不同意？
他答非所问：“我打听了，结婚是在民政局登记的。”说着就拉着我去了那儿。
结果，民政局的人问：“你们单位的介绍信呢？”我们被问傻了，只好回转来。
他的介绍信一下子就开好了，因此，他的父母也就知道了他偷户口本的事。接着，他与父母开始深一步地交谈，这次是“硬碰硬”地谈，谈了许多具体的问题。
他把我在江西对他的好，一桩一桩地说给父母听：我是怎么去大城找他，并同意了三年以后结婚的；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了他去做人情；还怎么样地辛苦为李子断奶……感动是感动的，但是，他们这么小的家，而我的家也没有空余的地方，怎么样可以结这个婚呢？
他家一栋小楼，上面两个房间，一间南北通透，已经是他大哥的新房。还有一间小的，九平米，朝北一扇窗对着永嘉路，朝南的窗对着楼梯，东窗对着隔壁一栋三层楼的楼梯窗，就这个小间，原本是他父母与两个妹妹住着。他回上海后，一直睡在楼梯上面的阁板上。下面一个大通间，连着厨房一起。外面还有一个作为进出的窄长的通道。
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定下来了，楼上小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楼下用一只大橱，一只单门立柜，还有两只床头柜叠起来，形成一道墙，在楼下通间里面，被隔出来了一间，再在上面用两副铺板搭一个阁楼。他的妈妈与两个妹妹睡在阁楼上，下面放一张床，他爸爸与李子睡。这个搭建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很有手上功夫的二哥。他二哥与二嫂回上海来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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