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终于又回上海了
第五章 终于又回上海了 (第1/2页)我与维琪手挽手走在浮桥上。
当踏在由几十艘扁舟连在一起的桥上时，人的确会“浮想”联翩，因为锦河水流湍急，桥会随之不断晃动，动律是轻柔的，有规律的，非常像站在一只大摇篮里。如果你想躺在链接船只的木头栏杆上的话，肯定一会儿就睡着了，做的梦，也会是最美的……
维琪好像洞察了我的心事，她说：“夏天时，是有人喜欢在桥栏上过夜，不怕那三根粗粗的杆木硌得慌。”
“我们现在就在栏杆上坐会儿？”我的傻劲又来了。
“不行，现在坐一会儿就会感冒，冬天的湖面上，会刮起刺骨头的风。”
真的，我们只是停步说了两句，浑身就打颤了，颜面上被硬硬的北风割得有点疼痛。不敢再停，加快脚步向对岸走去。
可能锦河是自西向东流去赣江的，它把高安县城一劈为二，北边“瑞州镇”像是个“文卫中心”，我们的高安师范就处在北边，在大观楼背后一百多米远。我们学校的左边是高安二小与大操场——以前是个停车的空地，刚被我们学校改造成了大运动场。再向左（东边）过去一里路是高安县医院。而我们学校的右边，只隔开一条公路便是高安中学，这是一所省级重点学校。
我一直在没有什么商店的北区，入校半个学期，始终未挪动过，今天终于有空去县城的南边了。
走过浮桥，又是很高的石阶，如果说北边的大观楼和大大的台阶有点文采和大家子气势的话，那么一踏上南边的石阶就觉得有点古朴，却又有点小家碧玉之感了。石阶整体是围着一个半圆的高台，有点陡，而砌成阶梯的石块许多是嶙峋不齐的，很多阶层的平面刚够放一双鞋，已经黑黝黝的苔痕还随处可见。
登上了有点峭拔的高高的台阶后，在不大的平台上，站着一棵百年大槐树，因为是冬季，枝繁叶不茂，可依然像个神气的卫士，守在石头砌成的门旁边。这门不大，只有大户人家的私宅门那点大小。石头柱上挂了一个旧木牌，用黑漆写的“筠阳镇”，字迹已经淡淡的了。门的两边是一人多高的砖墙，有点像守卫在锦河边上的“长城”，只是也有点古老破旧，好在在两旁延申出去都有十几米高，这年岁久远的“长城”，整日整夜看着锦河奔流不息。
穿过这个其貌不扬的门，就是一条古街的开始。地面依然是石块铺就的，但是很平整。铺面列在两边，有的是陈旧的老铺面，有的是蛮有现代感的玻璃门窗，玻璃柜台亮晃晃的。左右两面的商店，一版接着一版，向前望去，蜿蜿蜒蜒很长，不知另一头在哪里。
我还没有立即沉浸到商海里去，却先想到了那个窄窄的石门，多简陋呀！谁能想到，高安的“南京路”就躲在那么个小门后面！
我的思维就喜欢在看到新鲜的东西时不断“潮水”乱涌，不知道为什么会陡然冒出这么个想法：三国时被曹操忌杀的杨修，曾经悟出曹操为什么在大门上写个“活”字……，这时的我在想：这个门后面也有个“活”字，商机活跃呀！不知道来来去去的谁，一定要是个有权的人也悟出来就好了，那么这门就会……当然，那时候谁也是想想而已，即便心里有什么设计必然是埋在心底了……那门就只好还是丑陋地，并且也还是很委屈地站在“南京路口”，它不响，谁敢响？什么人胆子一大，或许就会被“革命的曹操”一刀砍了的……
我的神思正在乱七八糟海阔天空……维琪叫我了：“去看看，那个商店有瓷器买呢。”
我们在玻璃大柜前俯首折腰，对那些洁白细腻的瓷器左看右看，舍不得走。
最后维琪买了几只碗，她说除了带几只回上海外，也留几只在高安，春节后会带只煤油炉来，要是吃不惯学校食堂的饭菜就可以自己做。
营业员见我还在看，两只“贪婪”的眼神已经超出家用品的范围，一直在那些艺术品里转……
“你喜欢瓷器的花瓶吗？我们高安有很多刚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的文物，有人模仿制作出来了赝品……”她边说边拿出来许多的蓝白色系的瓶瓶罐罐，造型古朴典雅，绘画很美，都是古代的美人与顽童……
我看看标价，几十元到几百元，只好又哑了嗓子了，沉重地摇头，准备与维琪走了，因为不但兜里的钱有限，时间也有限，我们还要采购带回上海的土特产呢。
那个营业员马上叫住我：“我这儿有一对朋友托卖的花瓶，家里传下来的，如果你要，二十元一对。”
我还是回过头来了，口袋里的确有库前带来的二十几元钱呢。
营业员真从柜台后面搬出来一对青花瓷的大花瓶，放在地上有半米高。造型美观，特别是瓶口设计，不是外翻，是平卷，花瓶肚子上的图案也好看，画满了故事，有很多人物，男女老少，神态各异，还有许多不同的花和树……我不懂怎么鉴赏古玩，当然不知道这是真品还是赝品，可我被吸引住了。
“能便宜一点吗？这易碎的物品怎么包装才不会碎呀？”
老练的营业员知道我动心了，马上说：“给你最低价15元。我还会给你一对盒子，帮你包严实，不管你带到哪儿都不会碎。”
于是，我又像在库前买铺板一样，十分爽快地摸出钱来。当然，这花瓶没有人偷，后来我很顺利地带回了家。只是惹得不少人笑话我，用这么“大”一笔钱，买了一对插鸡毛掸子的花瓶回上海。三年没有回去，给爸爸妈妈带去的礼物是这么一对“废物”。
维琪想阻止我的犯傻，但是没有用，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地买下来了。于是，土特产我只买了五斤绿豆，五斤花生米，和两包腐竹。
我们各提着满满两旅行袋的东西又走在回学校方向的浮桥上了。
突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低沉的哀乐声，在锦江上沉重地回荡……
我们都惊得浑身颤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快回学校去，快……
二十斤东西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我们俩不顾一切地死命驮着，扛着，拖着……总算是回到了宿舍。而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又奔向教室，教室里也是空的……奇怪……这时，却瞧见外面有几个人在急匆匆地跑去大礼堂，也可以说是大饭厅。我们也心急火燎地赶过去了……
大礼堂里已经是一片雪白，白纸糊成了许多的幡，挂得到处都是。我们钻到了礼堂最前面，才看到了巨幅的照片，原来是最敬爱的周总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种突如其来的悲痛把人震在那里了……怎么会是他？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呀！一个大大的家的顶梁柱呀！他走了，不是家要塌下来了吗？！
所有人都在哭，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聚拢来了，哭声抽泣声响成一片……高音喇叭的声音在礼堂里听起来很遥远……学校在礼堂里放了一只大的收音机不断播着：“深切哀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我的脑子空空的，不会思考了，就只是哭着，莫名其妙地还喃喃着一年级学的歌谣：“花喜鹊，叫喳喳，周总理访问到我家。爹递烟，妈端茶，我把板凳拿……”可越说就越哭得更厉害……
游老师与喻班一起来叫我们了，他们手里拿着一叠白纸，要我们都回教室，做一只花圈，我们班的花圈。
我们泪眼迷蒙，看到有别的班已经做好了，一班人排成队伍来敬献。于是就赶快一起去教室。
在教室里，会做花的人做花，会扎圈的人用铅丝扎圈，都哭红着双眼，默默做事……我们依然不停地垂泪，不时听见有人擤鼻涕……
那个时候的我们，每个人都心地善良，纯真的秉性里没有什么杂念的，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总理，都悲痛欲绝！
学校里让我们每个班自己扎花圈，自己去敬献和吊唁。学校一连两天没有上课，其实也已经上不成课了，领导、老师与学生都一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第三天，所有领导与师生们集中在大灵堂里，跟着收音机的广播参加了全国的追悼会。
播音员带着哭腔的解说，与我们悲切的心在一起缠绕着：“群山肃立，江河挥泪……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礼堂里的哭声又成了波涛汹涌……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八亿双眼睛都想看一看您，八亿颗心都在为您哭泣……”播音员抑制着她的悲伤，继续努力地为全国人民述说着，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传播，人们只好在她的言辞里找到那种难忘的画面，“灵车队呀，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八亿神州泪纷飞……”
我们还是事后得知，北京十里长安街上，全挤满了人……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播音员也说不下去了，人们的耳朵里，所有的音波都是哭声……
好不容易，播音员得以控制住了情绪，她哽咽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滴滴的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的苍松翠柏上……人们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心上。……”
到最后，有很多人差不多与播音员一起说起来了：“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铭刻在中国史册上、中华民族的不寻常的1976年、那一连串的悲痛事件的起始……
我的脑神经记忆被悲痛打败了，后面竟然有点模糊，只记得游老师要我上两天的汉语拼音课。我先极力推脱：我们上海人的普通话舌尖音有力，而团音无力，翘舌音就更不好，哪怕想到要卷起舌头，发音还是很费力，显得有点做作，尤其分不清楚的是前鼻音与后鼻音，那个r化音……
游老师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可以。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要我去处理，这是委托你帮忙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义不容辞了。
在高安师范的第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
奇怪的是，我这个学生，在脑海里怎么没有多少做学生的印痕？好像我并没有把精力都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啃书本”中去，我还好像依然是个库前学校的老师，忙忙碌碌地排练，下乡筑路劳动，还上了好几节课……但是，我对二班的老师与同学们有着最亲切的，最淳朴的，也是最深厚的记忆。
这一页就那么快地翻过去了……接着，我要回上海了。
前一次回家探亲是三年多之前，故乡的滋味都淡忘了，心里塞满了惆怅，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疑疑惑惑，真怕家人会“笑问客从何处来？”，那种奇怪的思乡忧愁溢满心胸呢。
而快要临近春节的绿皮火车已是一票难求，我们二班的上海人一起回家，怎么采购那十几张票呢？还好，现在有南昌同学帮忙，他们也是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帮助我们“抢”购到了最热门的硬席票，使我们一群人，一放假就可以热热闹闹地坐上了火车。
那时候的火车，误点厉害，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竟然要二十六个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每个小站都停，不断上来站票的人，一会儿车厢里就挤满了，哪怕是厕所，也已成了“小包厢”。
那种“没有吃没有喝，只有那乘客挤上前！”的杂乱不堪现象，我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人的“三急”怎么办？“小包厢”里的人不愿意出来，我们女生几个拼命地钻过密密的人墙，去找没有被占领的厕所，可是没有找到！
谁知在人挤人的混乱中，事故还是出现了，姜同学的车票找不到了！是掉了？还是被盗了？他急得满头大汗，搜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没有！当然，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火车上根本不可能查票，就是怕到了上海，难以混出站去，万一被罚，我们这种知青又刚入学的人，个个兜里没有几个钱，怎么罚得起？
于是，我们几个一商量，去找列车长。
姜同学的车票前一张票号是张东城，后一张票号是戚祯。张同学说他不愿意挤车，把票换给了我，要我帮忙。我二话没说，与他交换了车票。谁叫我是班干部呢。之前，我左右捣鼓，要他们帮忙上台去演出，现在遇到事情了，轮到我义不容辞地为他们出点儿力了。
我们三人一起出发去七号车厢。为了能证明他没有逃票，我和戚祯拿着两张连号票陪他去，心里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证据确凿呀！当然我这么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还是有点小心思的。我想中间要跨越十四个车厢，总有救救我内急的地方吧？戚祯与姜同学最近走得很近，当然不怕困难，为那份友情也要挺身而出。
别以为想想很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的车厢里人挤人的程度难以想象，已经塞得没有一点缝隙，就是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真叫水泄不通。记得先前我们挤过一次，虽然没有找到可以使用的厕所，但是，还是挤得过去又挤得回来，人与人之间毕竟有个放脚的地方。
这一次已经不是我们凭经验想象的可以钻过去了。我们绝对得从人头上爬过去！起初我们还客气地打招呼：“请让一下，我们要过去。”没有人会动一动，也有人说：“不能过去！要么你们自己试试。”好在已是深更半夜，大家都挤坐在地上靠得紧紧地打瞌睡。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踩，也不知道踩在什么上面，我不断说：“在行李上踏下去”……我们就这么一会儿东倒下爬起来，一会儿又西倒下撑起来……在人们稀里糊涂的一片谩骂声中，我们终于磕磕碰碰地挣扎着爬到了七号车厢。
那车厢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去敲门，被告知不可以开门。我们横说竖说，要找列车长有事，才终于开门允许我们进去了。
这节餐车是我们这趟列车上最高级别的嘉宾席了，虽然也坐满了人，但是，走道还是空的。尤其是空气干净，没有那种污浊之气。我们打了几个喷嚏后，顿觉人清新不少，也终于可以直起身子像个人样，走到列车长坐着的位子前，与他交涉起我们遇到的困难了。
列车长还是很耐心地听了我们的申述，还仔细查看了我们的前后联票号，觉得我们不可能撒谎，而且，我们这么“翻山越岭”地来找他，他也被感动了。他提出姜同学补买一张杭州到上海的票，3元几角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犹豫了，这笔钱可是我们十碗米粉炒肉的代价呀！然而我们的再三辩解不起作用，无奈之下，姜同学也只好就这么咬咬牙，拿出了这笔莫名其妙多付的钱，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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