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杂七杂八
第二十五章 杂七杂八 (第2/2页)我漫无方向地走在校园里，半路碰到了顾老师。她虽是苏校长的妻子，在学校医务室当医生，但是，也没有架子，看见我，热情主动地打招呼，而且还跟着一串笑声：“小汪，去幼儿园工作很好呀，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好事呀。比没有事做要好多了。”
她的上海话与笑声感染了我，我很感动，就说：“谢谢顾老师。”仿佛，在我心里有点把她与柯医生混为一体了。只是，有点迷糊，好像顾老师也参与了教务处的讨论似的……
回到自己的房间，赶快去翻找《外国教育史》的笔记本，因为在我烟雾迷漫的脑子里，突然浮现了卢梭的“艾弥尔”和他的教育思想。我又一次认真仔细地读着《外国教育史》。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基础上，启蒙教育思想也蓬勃发展。卢梭对于儿童教育提出自然与自由的教育方式。他对儿童教育，论述了要按照年龄分期，儿童个性特点来进行。早期教育要发展儿童的独立思考，创造性的观察能力，调动儿童的求知欲与学习积极性，当然还有善良的情感与良好的意志，反对教育刻板和划一……他所有的教育思想都体现在他的“艾弥尔”身上。
我又一次，自己说服了自己，我也有许多教育思想，何不就这次机会很好地实践一下？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中应该更能体现出来。况且，我在库前有过最无奈的一年级数学教学实践，虽然做得不成功，但那也是山区孩子的智力滞后引起的，而我不也看到过县城里的孩子们聪明精彩的表演？我也想再试一试，初级教育的实践。
还没有到下个学期，也还没有去教务处回话，我的“荷尔蒙”就已经被调动起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脑洞大开，什么幼儿园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等，已经不断浮现出来了。
我在回上海前，还去了对面的幼儿园考察了一番。看看需要什么教材，回上海可以采购。
调整心态后的我，心田里又出现了灿烂的阳光了。
在动身回上海之前，我赶快去了蔡的二哥那儿，问问李子要不要我带回去。他们说不用，等国庆节假期时候，准备三口之家一起回上海。
他们热情地请我吃饭，席间，那个直爽的二嫂问我，是不是嗯奶打了李子，李子把这事告诉了他们。我不好说什么，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
回上海后发现，我在往下走，蔡在往上走。当时我留校很荣光，现在却成了高师幼儿园的老师。蔡回上海，从一个工人做起，不久就成了车间调度指挥，他还考入了夜校，入了党，更有一片光明在前面。
但是，他依然耐心地陪着我，一家一家书店跑，买了许多关于幼儿教育的书籍。带着这些“食粮”，我回到红土地上，准备做一个幼儿教育工作者了。
我不带任何固定模式或思想，走上了全新的岗位，像摸底调查一般地与人院的二十多个孩子，接触了两天。
我发现，这些孩子，从三岁半到六岁，都很聪明，我的忧虑放下了一大半。他们与库前那些“宝”不是一回事，这使我好比怀着一个工匠的心情，看到眼前的“优质材料”时，旋即就产生了想去雕刻琢磨的冲动。
对叶梓先前的工作我也了解了，她是个开拓之人，留下许多可以利用的教具与教材。她直接用小学一年级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提前给孩子们上了一些语文课，数学课，音乐课。她对孩子们很是爱护，上海带来的糖果差不多都成了孩子们的点心。在她调走了半年后，孩子们还在念叨她。
小朋友们爱憎分明，他们很不喜欢后来来的那两个阿姨，动不动就骂人，还罚站。甚至有孩子悄悄告诉我：“她们是没有文化的人。”
学校调离了一个阿姨，留下的那一个脾气温和一些，配合我管好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孩子的拉屎撒尿，在幼儿园也是大事。我曾经住过的小房间成了幼儿园的办公室，而后面一间隔开的小间，放几个痰盂罐，就是孩子们的“厕所”。
孩子们依然一天有两次点心吃，阿姨要烧好开水，一杯一杯凉好，还分发一些饼干或水果。这些由学校统一买，也算是教职员工们的福利。
我开始动脑筋备课了。
首先在卢梭思想引导下，我想到不要刻板和统一化，要引导孩子们的自由思维能力，开发感性观察的灵敏度，并从认识自然开始走进科学，从认识自我，走进社会……
我把课程设计出来了，第一，语言表达课，包括：“有口无心读唐诗”，“听讲故事”，“描述”花草植物，家中物品，家人朋友等，和“看图说话编故事”。第二，数数与画画，把画各种水果植物等，与加减计算放在一起，第三，音乐课，唱中英文字母歌与儿歌，第四，美术：色彩，图形，与搭配，五，跳绳，拍球，游戏，六，舞蹈，手势操等的手脚动**调性训练等。
就用这么一套教学思路，我上了一个学期的实验课。
我又成了被表扬的中心了。特别是教务处的刘志坚老师，他有两个儿子在班里，一个是六岁的刘鲲，一个是三岁半的刘鹏。
刘鲲小朋友，他喜欢坐在第一排，一对大眼睛盯着我看，我们一节课半小时，他可以做到一直专心听讲。这是小孩子最难得的一种会学习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习能力。一个孩子优秀不优秀，不用看成绩，就看他的关注力达到多少时间。刘鲲只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的关注力已经达到半小时，那么他以后的学习成长，可想而知，大有前途。不过，他的个性偏文雅，不主动提问题，然而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头头是道，流畅清楚。所以，我非常重视他，也喜欢他。
我知道他的父母也在培养他，因为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我的语言课有故事复述，口头说了后，我也会在黑板上写几句关键词语，要求小朋友们，能写的写，不能写的只要说就行。他，小刘鲲总是可以写出来。
刘老师敢于到处说我好，说我的幼儿园课上得很好，孩子们都喜欢，我很感谢他。虽然，别的老师们同样因为有孩子在我班里，也会口出莲花。可刘老师他是在教务处呢。教务处给我不但是个“冷板凳”，还有许多夹层话的，他能公开表扬我，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敢说真话的人。
我的幼儿班还有一个女孩子，姓张，后来我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高考补习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她与她的父亲个性十分相似，喜欢“冲头冲脑”，主动性有点过头，还常常要来主导老师。那天，我准备教一首儿歌《锄禾》，她会插嘴：“老师，教我们《咏鹅》。”我也不打击她，小孩子的个性是要保护的，于是我会说：“下次我们学。”
与孩子们在一起，我的童心也满满的，早把“面子”看淡，把“冷板凳”看暖了。连顾老师碰到我都说了，“小汪，当幼儿园老师还蛮称职呀。”
关注了幼儿教育，那么有关幼儿的事件也会注意起来。
我们高师的邻居，高安中学发生了一件惨案。
高安中学有一对夫妻，都是上海人。一个数学老师，一个英语老师。他们先生了一个女孩，放在上海，由外婆带。可他们正好在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之前又生了一个男孩。男孩他们自己带在身边。外婆认为女孩也应有父母的照顾，不然就不亲了，就把女孩强硬地送了过来。认为，时间长了，一切就会好的。
五岁的小女孩，脾气倔强得不同一般，她始终不叫爸爸妈妈，整天哭喊外婆来救救她。有时就发脾气不吃饭，乱甩东西。闹得两个大人心一烦就打她了，母亲把她按在一条木板凳上，打了几下屁股。可女孩尖叫起来，撕裂般的大哭，结果，换了父亲下手就重了，抽打了几下后，见她不做声了才罢手。可女孩一直就躺在那儿不动了。到了半夜还是不动，父母才惊恐发现，她死在板凳上了。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高安县城，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把女孩送到对面，我的幼儿班来呢？我一定会保护她的。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就这么没有了，而且，是被狠心的父母给打死的。为了这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我流了许多的泪。
孩子的教育一定是在自然自由的情况下、不让孩子觉察中进行的，大人要理解他们，要学会与他们相处，首先就是培养他们具有极大的安全感，才可以对他们逐步提出进一步的学习要求，并且，任何要求一定是适合他们的年龄与个性的，还要根据他们的特点与程度不断修正，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是绝不可以有体罚的。
这一对教高中的父母，居然对自己的孩子那么粗暴野蛮，我接受不了，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其实每个做老师的，不，应该是每个想有孩子的人，都应该先读幼儿教育知识。
眼下，谈教育奢侈了，孩子已经死了。面对的是法律的严惩了！一县城的人都在等着开庭审判。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律师出现，这个案子，结果是由我的老同学郜海雷来为两个父母辩护的。
他抓住了父母的那种深深的懊悔与彻骨的痛苦，抓住了孩子的叛逆对父母的伤害，抓住了打孩子的人，并不懂一个医学知识：也就是孩子的身体是没有抗震能力的，看起来好像只打在屁股上，但是震波冲击了孩子的心脏了，那是致使孩子丧命的原因。
在他的辩护下，结果是父亲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母亲是三年劳教，还留在学校上班，带着心灵上永远抹不去的痛，担任起独自抚养那个男孩的责任，静静地等待丈夫八年后回来。而最最后悔的是外婆，听到这个消息，从上海赶来了高安。等待她的是支离破碎的一家人，竟然这一切痛苦的缘由，只是因为没人带孩子，她帮助带了孩子又没有坚持到底，一个简单的“以为”就把她自己的心砸得粉粉碎，还把她的所有亲人的命运都翻到了深渊里了。
带着这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我回上海去过寒假了。
我却发现，蔡去上班后，他的母亲就开始嘀嘀咕咕、骂骂咧咧。起先我还没有注意，直到第三天，他母亲干脆走上楼梯在我门口骂：“多嘴多舌，要你管什么闲事！自己都管不好，还想来害我……”话里不断夹杂着一些难听话……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机关枪”是在对着我“开火”，我的心突然沉到了谷底，我做了什么事“犯了太岁”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蔡才告诉我，是他二哥对母亲说，我把嗯奶打李子的事告诉了他们。
我又觉得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一起了，怎么一个家庭中也有“嫁祸于人”的事。我对蔡发誓赌咒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是李子自己说的。”
蔡是个绝对聪明的人，他立即相信了我，他完全明白，这是他的哥哥唯一可以既让父母接受孩子，又警告父母对李子好一点的做法。但是，他们这是在牺牲了我的前提下，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我伤心透了，对李子我真的很尽心，也做到了不止一个婶婶才做的那么多的努力，而他们，居然是不惜把我丢在开水里煮……我忍不住想冲下楼去，把一切真相对着他父母说说清楚。
蔡把我拦住了，说这是对自己家人，我们绝不可以无情无意，要我忍了，蔡还幽默地说，姆妈骂了三天了，应该会歇歇了。第二天，果然他母亲“揠旗熄鼓”了。
我知道这是很会做人的蔡，他去“外交斡旋”了，只是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辞令，才让这一场已经点燃的“战火”，没有燃烧起来。
他知道我心情一直有点压抑，就把一年积起来的十几天调休都用上，又陪我一起去了红土地。我们在高安过两人世界，自由自在，他每天翻花样烧许多菜，招待我和我的朋友们。
因为太开心了，等他回上海后不久，我开始呕吐了，特别是一闻到大蒜味就恶心。很巧的是，小韩老师也与我一样在作呕。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我们是怀孕了吧？不过我很奇怪，我第一次并没有这个感觉。她们都猜那是因为前一次与这一次的孩子性别不同引起的。
我觉得这次的孩子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幼儿园，与孩子们在一起，童心童趣互有感染，还有很重要的是，上幼儿园的课没有压力，多多少少毕竟在自己手里。而看看小韩老师，上英语课哪有如此轻松的，一开始两个月，常常要请假，根本上不了课，她心里急得很呢。
命运有时候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石少英结婚后也在搞调动，没有心思上好课。我们三个老师，常凑在一起，说着婚姻，说着家庭，说着肚子里的孩子，我们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就是靠着与伙伴们“抱团取暖”熬过来的……
我对蹉跎岁月的理解，这时候也最深刻，怪不得很多单位不要女职工。女人在这个时候，无可奈何地沉醉于“世间万事了，只有一孩儿。”
我们几个，加上余英，数学李老师也会一起合伙，大家轮流做午饭，一人管一天，一周就过去了。
记得有一天，吃了饭后几个人还坐在一起谈天，不知为什么，直爽的余英说石少英，“吹吹牛的事，有什么了不起，”石少英生气了，转身进了房间，在里面放声大哭，把我们都吓着了。我看看不对，就去敲她的门，起先她不理人，后来，听是我在叫她，就把我让进了房间，这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总在一起瞎聊天而得到的一种信任度。
“我们上海人把聊天说成是‘吹吹牛’，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说你讲了假话。”我对石少英解释道。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上海话是‘嘎山湖’”
“对的，你学英语一定知道的，语言丰富多彩，往往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呢。比如：北方人会说摆‘龙门阵’，可也说‘侃大山’。”
终于，她不再哭了，与我又开始“吹牛”了。这一吹，才知道，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了“老朋友”，她的反应与我们不同，是那么剧烈的发脾气。
我听了，第一时间为学校着急，下个学期的英语老师必须要再“引进”了。
果然，还没有等学期结束，石少英就调走了。
接着，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重大惨案，居然与我的幼儿班孩子有关，吓得我魂飞魄散，连我肚子里快五个月的孩子也几天骚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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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坚编审评：
小说描写的客观性，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组成部分或曰特点之一。
在本章里，作者客观地描写了自已人生的低谷时期。
在成批的正规大学毕业生进入机关丶学校之后，“工农兵学员“桂冠丶“留校“荣耀迅速褪色，“工农兵学员”成为“水平低”“能力差“的代名词，在单位里遭到排挤。女主人公通过了电大英语专业毕业考却不给她文凭，要上岗又说需要文凭；要报名高考则被红线拦住；没有岗位，只能做临时工代课。情绪坏到了冰点，生活失去了色彩。女主人公的遭遇有其特殊性，又同其所处时代广大“工农兵学员“的遭遇类同，因而具有普遍性。这是女主人公人生的低谷时期毋庸置疑。
在生活的磨难面前，女主人公又一次展示出直面生活和自我的勇气，展示出在复杂的现实中探索问题和问题的意义的韧性和努力。没有名义，尽义务也帮一个个班级编排参赛的文艺节目，争得了前一丶二丶三名；被“发落“做幼儿园老师，也要做最好的幼儿园老师，实践先进的幼教理论，设计切近幼儿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的课程，用爱心包容每一个孩子。
在生活的窘迫之下，女主人公的人性没有迷失丶失守。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人不屈的坚持丶不甘的退却，似乎还可从文中听到作者在召唤一种刚健质朴的处世哲学和人生信仰。